在大明政府直接给人，给船的情况下，这些沙船主如果还不肯答应，那就是傻子了，但大明政府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改组，要求他们跟洋人一样，改组成现代航运企业，至于管理，大明也愿意提供帮助，这就真的是一条龙服务了。
于是上海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以中小型轮船为主的内河航运企业，过去以运输不同货物形成的各个船帮，什么花衣帮、杂粮帮、废铁帮、木材帮、土产帮，划分地盘形成的虹口帮和丰记码头帮、长乐帮、百官帮，等各个各自为政的船帮组织，都被邀请加入这个航运公司，在上海资本实力最强的宁波商帮也邀请加入，采用股份制，过去一个个船帮，甚至一个个船户，不但成为了这个航运公司的员工，也多少分到了一些股份，成为航运公司的股东，并且规定十年内不得变更股份。
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垄断性的航运企业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似乎很容易接受这种新事物，接受过程没有任何痛苦，排除了过去各自为政状态之后，由船帮首领、宁波买办等组成的董事会成了最高管理者，一下子就改变了过去分别依附洋人轮船公司才能生存的窘境，反倒是让洋人得依靠他们了，否则洋人的船就无法卸货，也无法得到货物供应，团结起来的上海本地航运力量，立刻就让强弱之势扭转，此后执上海航运牛耳者非他们莫属。
经过这种改组，中国资本才渐渐跟洋人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洋人航运业渐渐被取代，尽管没有退出，但主要集中在远洋航运上，至于内河航运，要么关闭业务，要么只能依附于中国航运资本苟延残喘。
后来作为被大明资本控制，反而飞黄腾达的怡和洋行背后的渣旬和麦迪逊家族认为，在中国做生意能够成功最大的奥妙，那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强有力的本地合伙人，他们很幸运，能够跟伍家这样的巨头合作，所以才能够取得成功。
与大明如此颇费周折的才能在跟英国航运资本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不同，日本人很轻易的就通过三菱公司将洋人航运挤出了日本，后世很多资料都充满歌颂情调的描述，三菱通过政府的支持，很快拥有了37艘轮船，并将洋人势力赶出了日本。
其实日本能够驱逐洋人航运的最大原因，不是政府有多么支持，不是三菱有多么优秀，关键在于“37艘轮船”，他们只需要37艘轮船，就能把洋人挤出日本市场，这不是他们的经营技术有多高，实在是因为日本市场太狭小了，而临近就是广大的中国市场，洋人根本就没有兴趣跟日本人在贫瘠的地方死磕。
强盗永远不会为了乞丐碗里的馊饭动刀子，他们只会对富豪钱袋里的金子玩命，所以后世有一种说法，是日本改革之所以成功，最大的原因是他们太穷了，穷到洋人提不起兴趣，所以给了他们悄悄发展的机会。
不得不说，日本身在中国的身边真的很幸运，而中国与日本这个邻居为邻真的很倒霉。
1877年，灾荒最严重的一年终于过去了，日本这个邻居这一年没有那么幸运，几乎打了整整一年的仗，根据一条邪恶法则，邻居的倒霉总是自家快乐的源泉，日本人打仗，却没有制造现代武器装备的能力，根据就近的原则，大明是最佳武器提供商，因此这次战争中，政府和叛军都装备了大量的大明军火，火力比历史上强大很多，因为历史上他们还大量使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旧货，大明却能够提供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在谁不买谁落后的竞争关系下，双方纷纷大规模采购大明军火。
当然主要还是日本政府军采购，叛军财力有限，还受到国际公法的制约，基本上只能走私少部分。
在这个灾难的年景，日本人用自己的血肉搏杀，倒是给受到航运业刺激而逆市增长的大明机械工业发展添砖加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由于大明政府主要精力都投入救灾之中，日本只能算是一个插曲，只有洋务司稍微给予了一点关注，在明治政府成功平叛后，发去了祝贺之词外，没有任何军事政治上的动作，明日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谁都不会想到，这种良好的关系，会在不久之后突然陷入战争的边缘。
1877年，这个灾荒最严重的一年过去了，随着大明铁路复线的铺轨，断断续续通车的路段大大改善了灾区的交通条件，铁路除了运输粮食之外，也可以少量的运输一些其他物资了。
虽然依靠大明救济生活的灾民数量突破到了四千万，但在铁路公司组织之下，灾民们并不是完全吃闲饭，除了帮助铁路公司施工之外，铁路公司积极组织灾民开展自救。
灾区的百姓积极投身于手工业制造，制造的产品都用来跟大明商人换取物资。
后世的中国人很羡慕日本好德国的工匠精神，可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其实中国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工业第一大国，只有印度勉强能跟中国相比一二，西方最强大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手工业只能望其项背。
历史上的丁戌奇荒对中国打击最大的，其实就是手工业，根据海关灾前灾后的统计，灾前虽然要为鴉片支付大量的金银，但大体上中国地区的出口还是少量顺差，弥补出口的，正是庞大的手工业。
铁路公司救济站给灾民们带去了粮食，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铁路公司分发的粮食只能维持每天两碗稀粥，饿不死而已，想吃饱饭要么给铁路公司干活，要么就得用其他方法弥补。
更何况，不止粮食是必须物资，穿衣也是刚需，没有保暖的衣物，很多人都无法挺过冬天，就算挤在铁路公司修建的茅草屋里的破被子中硬挺，可是他们还得吃盐啊。
事实上，即便是灾民，大家的需求也相当旺盛，尽管只是一些针头线脑的需求，可五千万人加起来，那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于是沿着铁路线，原本在水边、要道等处设置的救济站，竟然因为人多，变成了一个个集市。
灾民中头脑灵活的人，竟然还做起了小生意。他们从那些有手艺的灾民手里，买来各种手工艺品，转手销售给来这里贸易的大明商人，利润颇丰。为了把生意做大，有的人还借钱给灾民工匠采购工具，和原料。甚至直接从大明商人手里购买原料，交给灾民加工，在收上来卖给大明商人，只给灾民一点加工费。
尽管这种形势的剥削是非常狠辣的，灾民辛辛苦苦一天，很可能只能吃个半饱，但在刚刚从濒死状态中活过来的灾民来说，对这种生活他们就很满足了。
于是救济站上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手工作坊，大明商人贩卖来的大量棉纱，通过这些人的手变成了质地优良的土布，之后转售大明市场，或者出口到东北地区。或则是用大明的生丝跟当地的土丝混纺生产绸缎。也有就地取材，用草茎编织各种草编工艺品出售的，至于草根那可是食物绝不浪费。
不但传统工艺在救济站出现，甚至还有创新，聪明的手工艺人们，将铁路带来的天南海北的原料，结合他们的手工艺，进行创新性的加工，比如他们能将北方的羊毛、当地的榨蚕灰丝，南方的生丝，江南的辑里湖丝，各种鸟毛混纺出花色复杂显眼的特殊纺织品，深受洋人的欢迎。
是因为他们聪明吗，是因为他们勤劳吗，当然是，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生存的压力逼迫。
地球上，总是北方更发达，北方较冷的地区人越勤劳，越是靠近赤道，当地人就越懒，其实只是因为生存压力而已。
救济站看到这种自发的情况后，很快就有人开始建议支持这种自救活动，给当地出现的家庭作坊提供贷款，让他们能够买来更好的，或者自制更好的工具，不久连雇佣人帮忙生产的作坊都出现了。
这种普遍发生的情况，甚至对历史形成了影响，那就是灾荒之后，这些沿着铁路的救济站并没有关闭，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市镇，大量手工艺人定居下来，成为了市民，沿着铁路线出现了上百个新的小城镇。
这都是后话了。
铁路公司除了办救济站，施粥，分发粮食，鼓励手工生产自救等方式之外，最大的救灾方式是迁移过多的灾民。
东北是接受灾民最多的地方。
仅仅一年时间，五百万人就输送到了这里。
清政府承受不了压力，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办法，在黑龙江、吉林都设置了府县，调派年轻官员去哪里进行管理。
别说，满清政府的管理机构十分落后，但中国传统的封建政府有一种优点，那就是对于编户齐民，组织流民固定下来进行农业生产非常有经验，因为每一次动乱之后，他们都能练习一次，而中国历史上的动乱何止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