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不出邓世才所料，他就知道大明跟美国谈不拢。
五十万人的损失，显然还不足以摧垮美国的意志，他们还需要经受更深刻的痛苦，才会真心实意的跟大明和谈。
1872年最后三个月大明跟美国都在谈判，1873年年初，谈判破裂，邓世才马上决定发动新的攻势。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他遇到的很多麻烦都大为缓解。
尽管还没有彻底解决运输问题，但在海军加强护航，更多的军舰服役，以及改装武装商船的办法后，大明的海上运输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美国的破交战舰被海军巡洋舰到处绞杀，所谓的潜艇只能制造恐慌，在柴油机没有应用之前，用电的潜艇就如同玩具一般。
度过了最初的惊慌之后，大明解决了，或者说适应了各种困难，现在邓世才即便不用刻意积攒，也能长期跟美军进行百万规模大军的对峙，并且能够发动为期一个月的长期攻势，在这种情况下，邓世才认为进军墨西哥湾的时机成熟了。
邓世才命令，佩科斯河防线的明军越过河流，兵分两路，一路从佩科斯出击，佯攻达拉斯这个德州的棉花贸易中心，一路从大粮城出发，主攻圣安东尼奥，与休斯敦一带的美军主力进行大会战，通过一场大规模会战，占领墨西哥湾一两个港口。
相信当大明拥有了墨西哥湾的港口之后，美国人会知道该怎么做的，有了这座港口，大明海军就能进兵加勒比海，封锁墨西哥湾，威胁美国整个东海岸，在美国海军成长起来之前，对美国的核心地带带来巨大的威胁。
如果美国人仍然不死心，想必占领墨西哥湾的港口，会让墨西哥人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也就是说，这场会战之后，大明的战略态势将彻底改善，如果继续作战，将很有可能得到一个盟友，获得一个可靠的物资补给基地，假如和谈的话，也已经取得了足够的优势。
但这一切的基础，还是这场仗能打赢，邓世才的优势是，美军兵力开始捉襟见肘了。
美国人是爱国的，但爱国总是有底线的，尤其是这种多民族国家，许多移民还是前几代的情况下，国家认同还大都在欧洲的母国，让他们无限制为美国付出，有些不太现实。
刚刚开战的时候，美国人确实热情高昂，一年之内他们招募了两百万士兵。
可是格兰德河谷一战之后，美国的招兵工作就陷入了低谷，正正半年时间，他们只招募到了八万士兵，美国国会大大高估了美国人的爱国心，结果陷入了麻烦。开始商讨改募兵制为征兵制的法案。
相比较而言，大明的国民虽然并不比美国人更爱国，但大明的人口基数更大，且之前就拥有常备军和预备军，动员起来后就能达到两百万人，兵力在大明暂时不是一个问题。
对邓世才不利的是，国际外交的变化。
在格兰德河谷之战前，国际社会基本是中立的，英法德等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亚洲和美洲一老一新两大新兴势力之间的搏杀，对欧洲来说，大明和美国都是他们的竞争者，是他们的威胁。
但是当格兰德河谷一战后，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次以华人权益为目的的战斗，大明很容易就能操作成为黄种人争取生存空间的行为，在日本就是这么做的，可惜没有将日本引入战争。同样，美国也很容易就能将其渲染成美国是为白种人而战的舆论。从而在欧洲主流舆论中，形成对大明不利的局面。
这种形势也是可以预料的，如果大明战败了，欧洲国家只会再一次确认白人至上的观念，如果大明胜利了，就会让他们很不舒服。
大明一直所做的外交工作，就是不求得到欧洲的支持，只求欧洲不介入。但欧洲人的舆论是很有可能影响到他们政府的态度的。
尤其是一些社会精英的态度，而此时的欧洲社会精英中，大多数开始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将殖民、种族清洗开始看作是一种自然的淘汰竞赛，道德感在集聚下降。
最让大明被动的，不是一两个精英的言论，而是一些政治领袖的言论，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年轻的威廉二世，竟然在几个月前，大明和美国在伦敦谈判期间，对报纸表示，美国就是在为白种人二战，整个欧洲都应该正视黄种人带来的威胁，他建议欧洲文明社会的领袖们不能坐视不理，应该联合起来，援助美国。
威廉二世的中二言论，让大明跟德国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大明向德国外交部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质询德国在战争中的态度。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依然表达了他们中立的态度，并且希望大明继续支持他们维护在萨摩亚的权益。这场风波才没有发展成全面的政治对抗，但却引起了一股暗流，让大明开始感觉到整个欧洲的不友好态度。
这一切也都影响到了邓世才的心态，让他觉得不能在拖延下去了，趁着格兰德河谷一战后，大明在美国南方兵力占优的时机，尽快结束南方战役，在其他方向也能取得一定的突破，就该让美国人妥协了，赶在欧洲国家决心干涉之前，结束这场在邓世才看来，没有多少实际利益的战争。
负责佯攻达拉斯的是陆云起，他带领三个军，六万人向达拉斯攻击前进。
主攻方向则是张开山，他坐镇大粮城，带领十个军，二十万人出发，直驱三百公里外的圣安东尼奥，决心围绕这里与美军打一场大战，尽最大可能歼灭美军有生力量之后，再进逼墨西哥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