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襄批阅了三天的呈文，才算把积累下来的政务处理的差不多，有时间思考一下蒙学教材的问题了。
一提古代开蒙，三、百、千、千自然而然的浮上心头。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现代的小孩大部分都背过其中之一，就算没背过，也知道这些是什么。
但汉代没有这些启蒙的文章。
汉代开蒙主要是用《说文解字》和《尔雅》，这两个相当于现代的字典，不押韵，不方便记忆。
好点的族学，会教《急就篇》、《仓颉篇》、《训纂篇》、《凡将篇》、《滂喜篇》等等。
刘襄如果想要真正的留名蒙学，提升自己的声望，就不能只是以官方的名义办学，必须得在教材上留下名号。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抄呗。
三字经里面，后世的典故太多，现在拿出来不合时宜。百家姓他小时候没背过，只记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什么什么，蒋沈韩杨，后面的就更不知道了，而且，汉代的时候排姓氏，肯定刘姓第一啊，修订这玩意太麻烦了。
还是抄千字文吧，这个他小时候真背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嘛，押韵，琅琅上口，跟儿歌似的，顺着就能背下来。
小书亭
还记得小时候，如果中间哪句忘记了，就得从头捋一遍，然后就能想起来了。
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之中，挑出了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编纂成文的，对仗工整，条理清晰，平白如话，易诵易记。
成书时间离汉末不远，没什么后世的典故，不用过多修改。
而且文采斐然，适合装逼。
刘襄不是想混个才子的名号，他只是想扭转自己粗鄙武夫的形象，这几年光打仗了，武将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不好，会被士人鄙视。
他要丰满自己的人设：家学渊源，文采斐然，因为世道乱了，迫不得已弃文从武，征战几年，武运昌隆，造就了现在的自己，允文允武，文武双全。
这样才能让大部分的士人从心里接受他，特别是寒门子弟，会把他当成自己人，甚至是偶像、榜样。
因为他真的出身寒门，原身他爹也是真的有才名，只是离世太早，又生活在幽州边郡，才名未能彰显于世。
这样的人设，会帮助自己聚拢人心。
好处这么多，不抄是傻子！
他拿过竹简、笔墨，兴致勃勃的默写千字文。
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始，一句一句往下写，不得不感叹，儿时开蒙的记忆，真的能记一辈子，后面小学、中学的知识，其实大部分都还给老师了。
当写到“布射僚丸，嵇琴阮啸。”的时候，这句不对，不能留。
这句话的意思是吕布擅长射箭，宜僚擅长玩弹丸，嵇康擅长弹琴，阮籍善于撮口长啸。
宜僚他想不起来是谁了，但吕布是这个时代的，嵇康和阮籍都是竹林七贤之一，现在还没出生呢。
写出来当预言故事吗？
还有下一句“恬笔伦纸，钧巧任钓。”
蒙恬发明毛笔，蔡伦改进造纸都没问题，可马钧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人，现在还小，有可能还没出生。
不能留。
对这两句起总结作用的“释纷利俗，并皆佳妙。”自然就不能有了。
与前几句对仗的“毛施淑姿，工颦妍笑。璇玑悬斡，晦魄环照。”也不能留。
后面的几句到是没什么问题，其实也只剩下六句了，一口气写完，以“孤陋寡闻，愚蒙等诮。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收尾。
全篇九百六十个字，说千字文，也不算什么错误。
刘襄准备用它作为启蒙的文章，再辅以说文解字、尔雅和简单的加减法，作为蒙学教材。
想了想，觉得有点少，但他不喜欢《仓颉篇》、《训纂篇》、《凡将篇》、《滂喜篇》，只留下了《急就篇》。
《千字文》、《急就篇》和加减算术，确实有点少。
干脆自己再抄一篇。
小时候长辈推崇传统文化，他上小学之前没少被封建糟粕祸害，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什么的，没少背，要不是年纪到了，该上学了，他都快开始背诵四书五经了。
别人家的小孩哭着喊着不想上学，他背着小书包欢欢喜喜的奔向了学校的怀抱，小学生活，太舒服了。
因为上学了，要接受系统的现代教育，家里的长辈便不再干扰，怕影响学业。
像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呀，“在亲民”呀，“在止于至善”呀，都只是听过，并没有真的去了解。
但《弟子规》他可是真的背诵过，也因为背不下来，而被打过屁股。
记忆深刻啊。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起个头，他就能往下背。
这都是疼痛换来的，能记一辈子。
刘襄揉了揉屁股，决定把《弟子规》加进去。
这篇文章挺有用的，列举了为人子弟在家、外出，待人、接物、处世、求学时应有的礼貌。
知礼总是没错的。
懂礼貌的小孩，招人稀罕。
两篇文章加起来两千字多点，分了两卷竹简，总重六七斤。
他这是小卷，大卷一般能记载两千字左右，一卷大概重五斤。
在古代，知识很有分量，读书人也是很有力气的，书简真的比刀剑沉，抡起来能砸死人。
所以说，《论语》别名“抡语”，是有事实依据的。
刘襄背负着能当武器的知识，出宫向书城而去，他要去找蔡邕，一是请老丈人帮忙斧正，看看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地方。
二是想让他写个范本，这可是书法大家，蔡伯喈的手书，极受世人推崇，有他的字做范本，不但能吸引蒙师，而且能让蒙童从一开始识字就接触正体，好处很大。
当然不可能给每个孩子发个蔡邕的字帖。
是他写个范本，让蒙师抄录，然后再教给学生，让那些蒙童在沙盒中练字。
现在没有印刷术，刘襄没办法给每个学生印刷教材，那太奢侈了。
他不是没想过把印刷术“发明”出来。
可是，印刷术的关键不是雕版也不是活字，而是油墨和纸张。
光发明个印章有什么难的？
真正难的，是能够承载印制的柔韧纸张和便宜的油墨。
东汉的纸，属于草纸，粗糙、脆弱、发黄、散墨，画画还行，水墨画的很多意境，其实就是纸张散墨留下的历史原因，咱们的祖辈反而把这个缺点玩成了艺术，真牛逼！不服不行。
这样的纸，字迹不清晰，难以用来书写，也不容易保存，更别说印刷了，拓印的时候太容易损坏了。
还有油墨的问题，汉朝有油墨的前身，印章用的印泥就是，可那玩意不便宜，大规模印书成本不低。
所以印刷术属于技术上能达到制造要求，但推广上，问题重重，他也在改良纸张，可效果不好。
技术难以落地，跟没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