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舒服的大道坦途不去走，偏要自讨苦吃，像邢正义这样的人真的有点傻。
但更傻的还得数他的母亲，居然也支持儿子这样做。
这母子俩的表态可真是让刘家人无话可说。
但无论再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不佩服。
因为谁都清楚，对于国家而言，对于社会而言，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傻子多一点，恐怕才是最有益的。
只是让人颇为无可奈何的是，现实却是极为有限的优势资源往往只被一些“会算计”的“聪明人”占有。
像邢正义这样的人，哪怕今后劳苦功高，也恐怕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
而反过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往往那些出尽风头，享受了太多福利的“聪明人”，却从来不懂得为此感激祖国，珍惜机会。
越是轻易的得到，他们越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应得。
甚至还会埋怨生活给予的太晚了，给的太少了。
比如说，在遥远的法国巴黎，来自国内的首批“天之骄子”们，在自发性的聚在一起过除夕的这一晚。
明明是应该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刻，却被某些人给变成了“自己挤兑自己”大放厥词的场合。
当时在身临其境的人眼中，聚会场景是这样的。
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卡地亚”、“元帅”、“圣罗兰”这些法国牌子的烟雾融为一体，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
可屋里的那些人呢，还在众星捧月的围着大沙发中间的一个女人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而作为焦点，这个女人的模样确实很漂亮，只可惜太做作了点。
她非得学着法国人的样子披着一个大披肩，而且右手托着酒杯，左手又学着“赫本”在《蒂凡尼早餐》里的样子夹着一根女士香烟。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种派头下，她高谈阔论的声音和动作是那么张扬，内容也很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
“……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我这人说话一向反对夸张，过去对此不是太相信的。但现在真正来了，才知道此言一点不虚。”
“没法儿形容，我没觉得呀，也就那么回事吧。至于吗？”有人质疑了。
但女人仍旧言之凿凿。
“怎么不至于？我看是你缺乏观察力。不说别的，我来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圣诞之夜，整个巴黎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这是花园城市，有名的。”
这番话让对方折服了。
“对，你说的这个倒是，我也同样很震撼。咱们国内的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这下女人得意了，“你可别提国内，那怎么比啊？就拿京城来说，这么多年才建了几栋新楼啊？除了故宫，不就一条长安街还有点模样吗？你们想想看，咱们出来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京城是什么样？那简直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灰房顶，灰马路，街上又有几辆汽车？可这还算好的呢，毕竟是首都，其他的地方更是破破烂烂的。”
这番话不禁又引起了几声共鸣，不过也仍然人忍不住为此辩解。
“话也不能这么说，难道这不是那特殊时期人为原因造成的么？”
女人却鼻子一哼，轻蔑地说，“怎么老提这个啊，那事儿都过去多久了？我就不服这个说法。想想看，难道垃圾随手扔，随地吐痰，墙角小便，买东西加塞，也是‘四个人’的错？这不是从解放前，我们就屡禁不止的顽症吗？”
有人犹豫了。
“那……那你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女人的声音一下就拔高了不少，用不满的态度讽刺道。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的国民素质差！因为华人的劣根性！哼，你们瞧外国人，盖的高楼大厦无数，质量还顶好，咱们呢？不说盖大楼了，就连一条地下管道，也能修个俩三月。我们‘总政大院’就是，从十月开始到我出国前才修好，害得我足有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这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切，越穷越懒，没治！”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就拿我说吧，我小时候可是个好学生，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可我原来以为只有咱们有拖拉机，才有那霓虹灯，只有我们共和国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没想到现在才发现，人家比咱们富多了！人家的素质也比咱们高多了！”
这些话因为说的太尖刻，好些人都觉得不免有点过了。
有的人就又说，“你也不要这么绝对，这可就容易片面了。咱们是社会主义，这里毕竟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嘛。何况咱们刚刚改革开放，人家发展多少年了？要追上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没想到那女的却全不报希望的摇摇头。
“追上？我看是没可能的。因为实事求是的说，咱们跟人家外国在思想意识上就是天差地别的。你就说调动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
而这一下正中要害，她居然赢得了忠实的簇拥。
一对大概是来法国学声乐的男女同学开始附和。
女同学说，“没错。国外就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你们看我们俩，国内最好的音乐学府毕业，可偏偏要去的国家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我就是比郭兰英唱得好，没门路照样进不了歌剧院。得亏我最后求爷爷告奶奶的办出来了，要不然在国内非蹉跎到老不可。”
“就是，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罗唆！”
男的也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
“再说了，咱们国家也不懂艺术。瞧瞧咱们的文艺主体形式都是什么？就那些传统戏曲，什么玩意。不说别人，连常香玉这样的名家也不例外。发音特别不科学，靠喊，年轻时还能凭口底气，一上五十岁，高音就没了。而西洋唱法就优越得多，我们学校一个教授，六十岁的老太太了，照样唱出小姑娘水灵声儿来。”
女同学马上接过话来又大发感慨。
“对对对，还有那些政治题材的歌曲，一点没有美感，天天就讲究什么教育意义，完全失去了音乐的本质嘛……”
没想到她正要说喋喋不休下去的时候，她身边男的揪了她一把，开始给她打眼色。
她这才发现周围情况不对，分明冷了场，而坐在大家中心的披肩女人脸色也不好看了。
一下子想起犯了什么忌讳，冒着冷汗，赶紧改口。
“不过……不过什么事也不是绝对的。反正国内至少杨卫帆的歌是相当有水平的，大家公认可比那些院校里什么知名教授强多了。唱一首红一首，要是他也能出国深造，那咱们国家或许就能有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了。曼娜，你也不劝劝他，应该让他跟你一起出来嘛……”
这马屁果然有效。
那披肩女人果然颜色缓和了。
“嗨，他的束缚太多。有单位，有军职，何况咱们国内的文艺被把持的太死了，上头有那些死脑筋的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管着，他怎么都动不了……”
得，这一下又挠到了痒痒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附和，气氛彻底热闹起来了。
“可不嘛，我爸爸就这样儿，老头儿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说什么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当初当初有多苦，有多难！老正统一个。”
“我爸也一样，什么都要管，在家里连跳跳舞也要干涉，一张口就是‘你要跳着迪斯科走到共产主义去吗？’还说留长头发、留胡子影响不好。美国人日本人全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
“对对对，那帮老人家全是故步自封、照本宣科的脑子。像我出国前，我爸妈就总嘱咐我，别学这个，别学那个，要保持华夏传统，国人本色。真要本色，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就行了吗？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我不明白，这么自相矛盾的话他们也能说得出来？”
“哈哈哈”一张张笑眼迷离的的脸集体爆发出一场哄笑。
可就在大家最高兴的实惠，“砰”的一声房门重重砸上的声音，又把全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但屋里的人跟本没看见是谁干的，也只听见两个人“咯咯”的脚步在走廊穿过，逐渐远去了。
于是便只能乱糟糟发出抱怨与喝骂。
与之相对的，很快大街上也有一个人开始破口大骂。
“他妈的！你瞧刚才那帮人的样子，真是恨他们自己没把胎投到法国去。我们国家是穷，是落后，可国家的昨天是什么样儿？他们一概不管，那么挖苦，那么鄙薄，没经历过去艰难的岁月，他们又有什么资格评论我们的国家的现在？”
同伴则继续相劝。
“嗨，哪儿学的那么左呀？要不说你是学工科的嘛，一分一毫太计较。得了得了，其实不就是说说嘛，也没别的，本来国家有些地方就是没搞好嘛，还不让说了？那言论自由怎么体现？”
“言论是应该自由，可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乱骂一气。”
“哎，不满意才能求改变嘛……”
“呸，这是多么荒唐的借口。你想想，挑错谁不会？可没干活，只会挑错的人那叫什么？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要都是这样只会不满东挑西拣的人，我们的国家才完了。他们不干还嘲笑努力的人，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那是真正的蛀虫。真要是这种社会风气盛行，那还有谁肯干实事？何况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再瞧他们刚才的口气，对自己的国家哪儿有一点感情？哪儿有一点儿责任心？好歹是生你、养你、教育你的祖国啊。是，我们过去一味把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苦难深渊，太绝对，太简单，不够实事求是，可现在也不能又说成是人间天堂啊？这就是把又偏面信息误当成见识了，荒谬！要在国内，我非……”
“唉呀，在国内也没事。人家都是家里有背景的。刚才你听见没有？告诉你，那个风头最足的女的就是杨卫帆的老婆。这你没想到吧？其实你别不高兴。因为正是有她这样的人在，官面才会出钱组织了这次聚会。要我说，你这人就是太较真。官面的人都不计较，哄着他们。你理他们干嘛，这下好，没等开吃呢咱就走了，这可是除夕夜啊，就是舍得花钱，咱哪儿找饺子去……”
“杨……杨卫帆的老婆？你说的是真的？像这样的人也……”
这下破口大骂的人没话了，他只觉心里异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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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