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叡并非是归雒阳。
而是直接取道豫州与兖州，渡过大河进入冀州的邺城。
缘由乃是少小与曹叡一起长大、留在邺城看护宗室诸王侯如今在雒阳的燕王曹宇，令人传来了一封密信。
所言何事无人知晓。
但曹叡甫一看罢，便令禁军收拾行囊赶回去。
行程之匆忙，以致得悉消息的胡质赶回来接替坐镇宛城时，曹叡的行伍已然进入豫州。
这也令所有留在荆州的将率心有不安。
如果是寻常之事，曹叡定不会如此匆匆。
不过，待胡质静心思虑一番，便也大致能推断出是什么事。
如没有意外的话，应是冀州有黎庶聚众叛乱了。
盖因随着雒阳中军进入关中驻扎后，关中无法承担得起他们的粮秣，是故魏国一直都让冀州与司州的黎庶转运的。
持续了一年多的徭役，黎庶自然不堪重负。
如今关中决战即将要开启，徭役再复加重，且正值百姓将要忙碌秋收的时节，矛盾激化、诱发民乱也不足为奇了。
或是说，比起动摇军心而言，些许民乱还不足令曹叡亲自赶回去处理。
但现今乃非常时期。
将举国之兵聚集在了关中的魏国，已然拼凑不出讨叛的兵马了！
为了不让民乱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影响了关中的决战，曹叡亲自赶回去才是最好的选择。
反正，荆州部署已然，一切按部就班即可。
有没有曹叡坐镇皆相差不大。
因而，胡质入宛城后，乃作了书信给王昶与夏侯献等部，声称天子曹叡赶回邺城乃是为督促关中决战的粮秣辎重，让他们无需有后顾之忧。
算是一个勉强可以说得通的理由罢。
对此，王昶与夏侯献等人皆没有置喙之处。
虽然他们也如胡质一样，能隐隐猜测出曹叡归去的理由，但战事焦灼的局势下，胡质给予的理由就是最好的解释。
至少，能让他们安抚麾军心。
且他们对曹叡的归去亦没有多少担忧。
盖因魏国的北疆现今很安定。
辽东公孙氏覆灭、北部鲜卑不复为患，就连并州河套平原的战事都暂时停歇了。
却说，自南匈奴刘豹与鲜卑拓跋部共盟后，魏国并州的疆域便缩减到了云中郡。但受限于魏国将所有兵力都用在与大汉的战事中、无有兵马驰援并州的情况下，田豫一度生出了放弃云中郡、以山脉纵横的定襄郡与雁门郡为防线的心思。
没办法。
云中郡一马平川的地形，在南匈奴与鲜卑拓跋部来去自如的作战方式下，哪怕是镇守北疆多年的田豫，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现今这种忧患暂时缓和了。
不知为何，原本精诚合作的南匈奴刘豹与鲜卑拓跋力微，竟反目成仇了！
不仅各归朔方与五原不说，还频频派遣小规模的游骑相互劫掠、彼此烧杀不断，委实令人诧异。
或许，乃是彼等胡虏奉行弱肉强食之故罢。
利同则合、利尽则散，势大之时不羞反复、势穷时不吝屈膝。
魏国如此断言，亦仍以云中郡为边境戍守着。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魏国北疆压力骤减的乃是郑璞之功，缘由是为了魏国能安心的发起关中决战。
在郑璞原先的策算中，乃打算借着拓跋鲜卑部来诛杀南匈奴刘豹。
然而，事情随着汉军占据陇东与大半个右扶风而发生变故了。
汉军以张嶷与刘忠离芒唐安抚关中北部四郡，襄助北地汉家遗民高俊与句就种羌，打算重振“六郡良家子”为国而征的声势，亦让拓跋力微觉得若是依着先前的约定诛杀刘豹后，自身会迎来汉军的“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是故，不管黄崇如何催促，他皆以各种理由拖延，迟迟没有对防备之心尽卸的刘豹动手。
黄崇猜测到其心意后，便作书归来告知郑璞。
在声称拓跋力微无有践行昔日约定后，便献上了退而求其次的计谋。
乃是打算征求郑璞首肯，让邓忠反戈到南匈奴部落，将鲜卑拓跋部与汉军的协议告知刘豹，挑起两部的战事。为了避免魏军退出河套平原后，南匈奴刘豹与拓跋力微仍同进退，最终成为汉军复关中北部四郡的隐患。
且让邓忠反戈入南匈奴也没有什么危险。
邓艾与刘豹先前有过交集，虽然谈不上什么情谊，但邓忠先父战死而魏国祸及家门、自身被迫效力仇雠乃是实情，如今寻得了晋身之阶转投南匈奴，足以令刘豹打消疑心接纳。
是故，郑璞不假思索便允了。
权当是为诱魏国无有后顾之忧的发起关中决战裨益罢。
只不过，蛰伏在河套平原的暗子郑璞能指使，但遁入魏国腹心的死间李简，他便是鞭长莫及了。
于无法传递消息的情况之下，一切事情皆由李简自决之。
亦不可免，做出了不合时局的举动。
却说，在去岁陈仓大战即将开启之时，他便觉得自身入魏所图迎来了最佳时机，亦开始着手开始实施。
因为他始终记得在远离乡梓时，郑璞给予的任务，乃是待汉军剑指关中发起还于旧都之战时，他要尽可能的扰乱魏国的后方令魏国陷入内忧外患、让大汉更顺利的梦圆。
但江东的背盟令汉魏双方战事消弭、汉军开始伐吴让他始料不及。
那时的他，已然故意做出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来吸引他人的注意，犹如那弦上的箭失般不得不发。
这让他陷入了两难之中。
若是继续推行，对汉军入主关中没有多少裨益，亦令他入魏多年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但不继续，却也因为引起了他人的警觉，同样会以功亏一篑收场。
在迟疑数日后，他还是决定继续推行。
但与原本计划中类似前汉孝武帝时的“巫蛊之祸”、将无数官员牵扯其中引发朝野动荡不同，他打算离间曹叡与司马懿的君臣关系。
这个更改，看似没有成功的可能。
司马懿作为帝四友之一，乃是如今唯一硕果仅存的辅政大臣，曹叡对其的信任母庸赘述。且仅是彼作为魏国赖以抵御逆蜀入寇关中的不二督率，就令曹叡再怎么愚蠢都不会在汉魏战事焦灼之时自毁长城了。
但李简并非无智之人。
他入魏数年了，在道听途说与细心揣摩中知道了曹叡很聪颖、不乏帝王心术。
亦知道有些事情看似不可能，但却最容易有机可乘不需要如昔日魏讽那样联合无数志同道合者约定共同举事、然后将脏水引到司马懿身上；而是只需要适当引导、留下许多无法解释的疑团，让很聪颖的曹叡自行去思考答桉即可。
是故，他的做法也很简单。
趁着身在邺城的便利，时时拜访五斗米教寻求鬼神之道；倚仗着济北王曹志给予的通行书，隔三岔五的拜谒魏武高陵时，将诅咒曹叡早死的厌胜之物埋在了高陵附近。
这种异常的行径自然瞒不过他人。
仅是他往返谒魏武高陵月余时日后，就被戍守陵园的甲士上禀给魏郡太守。
很巧的是如今魏郡太守，乃是被曹叡觉得已然一改旧日作风可堪一用、并以昔日进策“先破无后御蜀”之功外放地方历练的夏侯玄。
曾经以布衣与李简攀谈的夏侯玄，一开始对李简毫无恶意。
但后来李简与司马昭倾心相交、相互盛赞之后，他便对李简有了恶感。
盖因他对家妹夏侯徽不明不白的暴毙、被司马家背弃联姻情谊带着无比忿怒，因而对李简也“恨屋及乌”了。
得报后的他，当即暗中遣人跟踪李简，亦很顺利的将其人赃俱获。
李简诅咒曹叡所用的厌胜之物，乃是道家惯用的一块玉八卦牌，而向魏武曹操的祷祝之词大致意思则是“曹叡即位之后接连丧师失地，兼子嗣凋零殆尽，乃是魏国的厄运之君、亡国之君。是故求魏武曹操的在天之灵，为了魏国社稷安稳，莫要再庇护曹叡寿命，让魏国迎来更好的君主”云云。
不管言辞还是行径，皆没有牵扯其他。
如哪一位魏武后人才是中兴之君，如有哪些心忧魏国社稷之臣共同联名祷祝等。
依着常理，这种一目了然的、关乎君主的谋逆之举，主事之人直接上禀给如今坐镇雒阳的燕王曹宇，让他与天子曹叡处置便可以了。没必要继续参合其中，以免给自身带来不确定的因果关联。
但夏侯玄觉得，李简必然有其他同党！
比如，李简入魏之后唯一相交的友朋司马昭，就必然脱不了干系！
他敢如此断言，不止于他心中对司马家的忿怒，更因为李简行厌胜之术不可能虎头蛇尾。
无他，源于彼在祷祝之词中，声称诅咒曹叡早亡乃是为了魏国社稷考虑。
但试问，最令朝野动荡之事不就正是君王更替吗？
在四海升平之时，君王更替尚且能诱发宫廷喋血之变，更莫说现今正值逆蜀频频出兵来犯之际！
况且，对于魏国而言，曹叡即帝位乃是名正言顺的。
不管他嫡长的身份，还是昔日魏武曹操在世对其的喜爱与“我基于尔三世矣”的期待。若是将他诅咒不幸大行了，而没有提前确定祷祝里“中兴之君”的人选，那么，李简以何面目声称此举是为了魏国的社稷安危呢？
此中必有同谋襄助也！
没有在祷祝之词内体现，只不过是因为此同谋与李简的职责不同：李简主事厌胜，而其他同党策谋定鼎之君！
做出如此推断的夏侯玄，并没有当即将事情上禀。
而是以“谒魏武高陵时行举不端”为理由，打消时人对扣押李简之事疑惑与关注，暗中则是以心腹之人对李简严加拷打，逼问同谋与党朋。
心怀死志的李简自是不如他所愿的。
不管夏侯玄如何严刑拷打，哪怕是体无完肤、被疼痛折磨得几度昏厥后，他口中让是反反复复一句“社稷安危，匹夫有责！报国之志，君子之勇也，何须他人同谋！”
如此持续四五日后，李简已然奄奄一息，再用刑必将毙命。
而夏侯玄也开始自疑是否自身判断有误。
因为他倏然想起，李简不过一介手无缚鸡之力、不曾踏上仕途的落魄士人而已！
这种人行事往往是只凭借胸腹间的一股热血，丝毫不顾及后果的。
就如彼昔日行刺郑璞一般，心中只是为了报答尹奉的一言之恩，丝毫不顾及行刺之后他将会被处死、宗族妻儿皆遭到牵连。
如今没有周全的计划，没有寻找同谋，或许也是他目睹魏国失土无数的喟然，被迫远离乡梓颠沛流离的积愤，因而导致彼行事不念后果罢。
带着无可奈何，夏侯玄寻了个宽慰自身的理由，且打算就此将此事上禀罢了。
但不料，他才刚刚气馁，事情便迎来了柳暗花明。
却说，李简入魏之后一直靠着给权贵或豪右之家佣书为生计，本着安贫乐道之心，可谓是身无长物。随身携带的一个小行囊里，也只有一件换洗的陈旧衣裳与笔墨之物。而他在被严刑拷打后，身上的衣裳亦随之褴褛，如此装入槛车送去雒阳自是不雅的。
是故，夏侯玄便让人将他另一套衣裳弄来换上。
那人依命行事，但不久便归来禀报夏侯玄，曰：“府君恐是白费功夫了，那贼子另一衣裳新旧补丁层层叠叠，却同样褴褛不蔽体，比市井乞儿所穿的更破，在下真不知他为何还留着此衣。”
或许是此衣乃乡梓妻儿缝制故而不舍丢弃罢。
正在研磨作书雒阳的夏侯玄心中如此作想，亦不以为念，复遣人前去市井为李简购置一身衣裳蔽体。
但少时后，他神色勐然一愕。
旋即，霍然起身，连膝盖撞翻桉几撒了砚墨都恍若无觉，抚掌而笑，“意！我知此贼狡诈之处矣！”
且当即令人将李简那件破损衣裳奉来。
是的，他想到了一个离奇之处。
一件已然破损得不能再穿的旧衣裳，不丢掉也就算了，但为何还要费功夫打补丁呢？
此不正是欲盖弥彰嘛！
待将那破旧衣裳寻来，将所有补丁都细细拆开一看，果然如他所料。
旧补丁没有什么离奇之处，但新补丁皆附着一层帛书。
或是说，就是将帛书当作补丁绣在了衣服上。
每份帛书皆不大，堪堪能录一两句话语在上，也没有署名。
夏侯玄将所有帛书一一铺展在桉细细打量，对比了一下字迹，应皆是出自一人之手，但绝不是李简。
书曰：
“此事我等虽有背君父之垢，然为社稷安危，百死亦不悔矣！”
“六国论之后，天子意起宗室以用，世家权柄将式微，君事不宜迟。”
“君但当赴国之急，新君之事勿忧也！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逆蜀谯周天命之说，魏宗室元勋权柄不复，必可令齐秦二王无缘继大统。”
“今不与君共行，委实后事无人可绸缪也！若事发而君死难，我纵百死亦促事成，滔滔雒水可作誓！”
内容零零散散的，但夏侯玄可大致了然了。
作帛书之人必然是司马昭！
盖因如今唯有与李简交情莫逆的司马昭，才有资格能说出“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这样的话语。
而他与李简的约定，则是李简以厌胜之术将天子曹叡诅咒死后，便倚仗其父司马懿几乎掌控了举国之兵的权势，以“魏帝这支后嗣大多夭折”、要破逆蜀儒者谯周的天命之说为由，弃曹叡的养子曹芳与曹询而改立魏武曹操其他后人为君。
且看帛书内容，司马懿并没有参与其中。
但这点夏侯玄自动忽略了。
的确，司马懿如今的地位，已是魏国除了天子曹叡之外最有权势之人，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促使他心动参与这种谋逆之事了。
不过，若是此事的前提，乃是天子曹叡驾崩了呢？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嘛。
在君王新旧交替之际，他出于对权势的巩固之心，面对魏国外忧未平而内患生的局势，再加上其子司马昭在侧劝说，还会无动于衷吗？
不出意外的话，他应是“勉为其难”的顺势而为罢！
罪名什么的别人承担了，可凌驾君王之上的权柄之路亦水到渠成了，在前朝无数个“进则安、退则身死族灭”的权力斗争例子面前，他那还不会以周公自居！
对司马家抱着愤慨的夏侯玄，当即就将事情梳理得有条不紊。
在给坐镇雒阳的燕王曹宇作书时，亦秉持着“点到为止”的春秋笔法，字字没有让指摘司马懿之事，但笔笔皆令曹宇意会得心胆俱裂。
亦一面让夏侯玄不可声张，继续以扰高陵的罪名将李简关押在邺城；另一面则是遣人以八百里告急传信给在南阳天子曹叡。
曹叡看罢后，无法继续在宛城坐镇、二话不说赶回邺城亦不足为奇了。
行于途，他心中仍有侥幸，并不相信司马昭会与李简同流合污。
盖因司马昭乃是在他的授意下与李简倾心结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