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式结束后，杨烜与校长、总教习谈起海军教育的事。没过多久，秘书过来提醒他：该出发去船政学堂了。
华夏百废待兴，军政府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很多事业，特别是洋务方面，都是从来没有的事，只能由杨烜亲力亲为。
因此，杨烜工作格外繁忙。他难得来一趟长洲岛，办公厅也为他安排了紧张的日程。参加完海军大学堂毕业式，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为新设立的“黄埔船政学堂”剪彩。
之前，军政府只有一所实务学堂，主要用来培养技术人才。
实务学堂顾名思义，偏向于实用。为了满足工商业对人才的需求，实务学堂不断增设新的学科，如铁路、蚕桑、水利、测绘等。
时至如今，实务学堂学科堆叠、混乱，管理上存在诸多不便，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迫切需求。
对此，杨烜力排众议，大力推动职业教育，从实务学堂中剥离学科，单独成立了许多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学校。
黄埔船政学堂正是如此，其师生、教具都来自实务学堂船政系。因此，黄埔船政学堂并非是从零开始，而是有着良好的基础。
职业教育是军政府新一轮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华夏一直都很重视教育，籍此发展出了灿烂的文化。但传统教育首重科举教育，只有有钱人才上得起学，学术上亦深受儒家理学桎梏。
表面上，华夏有着学识渊博的文官队伍、丰富的典籍文章。浮华之下，则是惊人的文盲率。
杨烜深知，百计大计，教育为本。入主广州不久，他便开始着手开展新一轮教育改革，推进教育普及，推动职业、高等教育。
在这方面，杨烜学的是普鲁士。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鲁士算不上是特别强大的国家。但在教育方面，普鲁士绝对走在了世界最前面，成为英、法、美等大国的学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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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凭借着先进的教育体制，普鲁士在德意志诸多公国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德国，成为世界级强国。
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在教育方面几乎全搬照抄普鲁士的教育体制。在华夏艰难近代化的过程中，不管是晚清还是北洋、民国、新中国，均采用了普鲁士的教育体制。
而普鲁士的教育体制，最终在全世界通行开来，为现代社会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各国工业培养出了合格的劳动工人。
新一轮教育教育亦颇多亮点：
第一，全面、强制普及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为八年，幼童从六岁至十四岁，不分男女，不分贵贱，必须全部入学。六岁至十一岁，入小学上学，十一岁至十四岁，入初级中学。
小学与初级中学合称公学，由军政府提供免费教育，中午提供一顿免费午饭。
军政府规定，每600个适龄儿童必须设立一所公学，所有适龄儿童必须进入公学，接受义务教育。父母不得阻止子女进入公学，所有工厂、手工作坊、商铺等亦不得雇佣六至十四岁的童工。
适龄儿童入学率将作为考核军政府工作的重要标准。为推动义务教育，军政府可动用警察局警力，逼迫父母送孩子上学。但凡有适龄儿童未入学者，可对当地军政府首长、教育部门领导问责。
所有公学统一使用军政府宣教部编写的教材，禁止私人办学，禁止使用其他教材。小学设置语文、数学、自然、劳动、体育等课程，初级中学设置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体育、地理、历史、美术、生物等课程。
为了保障残疾儿童、孤儿等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权利，宣教部要求必须在县一级至少建立一所残疾儿童公学、一所孤儿公学。
二、分类开展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军事教育。
（一）中等教育分为职业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
职业教育主要依托专门职业学校开展，着重为各行各业提供专业人才。为此，要从实务学堂分出不少专业，在此基础上成立专门职业学校，计有十几所之多。
比较重要的，有培养医生的医学院、培养测绘勘察方面人才的测绘学院、培养电报人才的电报学院、培养冶金方面人才的冶金学院、培养铁路人才的铁路学院等……
高级中学教育主要面向有优秀初中毕业生，重在发掘有潜力的人才苗子，向高等院校输送种子选手。
（二）深化高等教育。
将暨南大学堂迁至广州，设立文、理、工、医、法五个学院，参照柏林大学模式建学。原有低层次的、实务性的学科剥离，另行成立专门职业学院，只保留较为高级的学科。
成立暨南科学研究所、暨南科学会两大科研机构，作为岭南最高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设立岭南文学院，为岭南最高社会科学机构。
成立暨南行政学院，主要负责培训军政高级人才。
（三）继续加强军事教育。
军事教育自成体系。
为军人子弟开设专门的少年军校，面向六岁至十二岁的军人烈士子女、高级军官子女。
成立陆军士官学院、水师士官学院，着重为军队培养士官人才。
继续保留、加强陆军大学堂、海军大学堂两大军事教育机构，拔高炮术、军事测绘、蒸汽轮机管理、水文、气象、导航等学科。
（四）加快发展师范教育。
推动教育改革，必须要有一支可靠的教师队伍。
以实务学堂师范教育系为基础，独立成立暨南师范学院，主要培养公学校长、中高等教育教师。
除暨南师范学院外，另设若干初级师范学校，为各级公学培养初级教育老师。
三、筹措教育经费，吸收社会资金办学，保障教师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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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教育需要大量的资金，除了军政府拨付以外，杨烜还允许社会资金参与办学，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以及科研院所上面。
这主要是参考了清末新政。清末时，清廷为了挽救覆亡的命运，开始了一系列的新政，其措施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要大胆许多。
然而，满清积重难返，很多新政都是虎头蛇尾。唯有教育改革，却颇具实效，对后世影响深远。
清廷为了推广新式教育，毅然废除了科举制度，反过来鼓励读书人出国留学，鼓励各地兴办新式学校。
地方士绅对此非常积极，出钱出力兴办新式学堂，资助读书人出洋深造，是清末新政中少有的现象。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清廷明确规定，出洋留学者，从新式学堂毕业者，可以按照科举制度授予功名，直接当官。
这是一条做官的捷径，不用像传统科举那样十年苦读，无需到战场上赚取军功，也不用花费巨额价钱捐纳官职，深受地方欢迎。
杨烜为了推广现代教育，同样鼓励士绅兴办教育。但清末新政时，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学生，特别是日本留学生，成为反清意志最为坚决的团体，在辛亥革命时给了满清致命一击。
杨烜自信军政府代表着华夏之未来，不怕学生造反。但为了减少阻力，为了凝聚人心，他对士绅参与兴办教育采取了必要的限制。
士绅可以出钱资助职业教育学校、科研院所、学术机构、高等院校，甚至可以独资设立职业教育学校。但这类学校应当使用军政府审定过的教材，接受军政府的监督。
教师上岗前必须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接受军政府教育局的定期考核，严格遵照军政府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开展教学工作。
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也得到提高，享有与官吏相对等的待遇，成为社会尊敬的职业。
学生毕业时，应由军政府教育部门组织考试，经军政府认定合格，才能发给毕业证，安排其进入军政府入职。
军政府与满清政府不同，采用现代政府架构，各级官吏编制数远高于满清政府。加上黑旗军正在开疆拓土，军政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对人才需求很大。
种种因素叠加，使得两广境内的士绅对于举办教育非常踊跃。
有些传统士绅抱着“重农抑商”的落后思想，对军政府发展现代工商业抱有敌视。但是，军政府大办教育，却得到他们的一致拥护。各种新式学堂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岭南大地上。
黄埔船政学堂，便是一所备受瞩目的新式学堂。
今天，是黄埔船政学堂成立之日，邀请了杨烜过来剪彩。
这对杨烜来说，固然不像为征越军授衔、参加海军学堂毕业式来说那样重要。但对船政学堂来说，却是一件大事，必须博一个好彩头。
现在已是下午，要是太阳落得太低，或者干脆落山了，剪彩仪式就不庄重了。
杨烜只得匆匆离开海军大学堂，赶去参加剪彩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