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宇文泰的首席智囊，也是北周官制的奠基人。他修改“二十四条新制”形成“六条诏书”，使西魏迅速转弱为强，为承继西魏的北周统一北方以及隋统一全中国创造了条件。他提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划时代意义的“府兵制”，既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保障了经济农业的建设。他不仅完成了改革，还得以善终，生前身后都赢得了好名声。
他就是与宇文泰互为知己、相互成全的西魏美阳伯——苏绰。
苏绰，字令绰，京兆郡武功县（今陕西武功西）人。南北朝时期西魏政治家、散文家，宇文泰的首席智囊，北周官制的奠基人，伟大的改革家。
公元498年，北魏太和二十二年。苏绰出生于关中的名门望族苏氏，他是三国时曹魏侍中苏则的九世孙，其家族历代都担任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其父苏协曾任武功郡守，其堂兄苏让曾任西魏汾州刺史。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苏绰展现出了非凡的聪慧与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他沉浸于各类经史典籍的研读之中，无论是儒家经典所倡导的仁义道德、治国理政之道，还是法家的严刑峻法、以法治国理念，亦或是道家的深邃哲理与自然观念，都被他一一吸收消化。而且，苏绰还特别擅长算术。《周书·苏绰传》记载：“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筭术。”这种多元知识体系的构建，使得他在日后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时，能够从不同的思想维度去思考与应对。
苏绰的堂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时，西魏丞相宇文泰在东都门外为他饯行。临别时，宇文泰让苏让推荐一些家族子弟中的人才，苏让乘机推荐了苏绰，宇文泰便召苏绰担任行台郎中。
苏绰在一年多任职期间，宇文泰并没有深入了解他，但各官署中有难决之事，都要向苏绰请教才能决定。官府之间的文书，也由苏绰定下格式。行台中的官员都称赞苏绰的才能。
后来，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议事，周惠达无法回答，请求暂时出外议论。周惠达召来苏绰，把事情告诉他，苏绰立刻为他衡量裁定。周惠达之后入内禀报，他的回答得到宇文泰的称赞，宇文泰就问周惠达谁为他出的主意，周惠达说是苏绰，并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宇文泰说：“我也听说他很久了。”随即任命苏绰为着作佐郎，苏绰逐渐得到宇文泰的赏识。
一次，宇文泰与公卿们前往长安的昆明池观看捕鱼，走到城西汉代仓库遗址，宇文泰回头问左右的人此地的故事，没有人能回答。有人说苏绰博识多知，请问问他。宇文泰便召见苏绰。苏绰详细作答，宇文泰十分高兴，又进一步询问天地造化之由来，历代兴亡的遗迹。苏绰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宇文泰更加高兴，就与苏绰并马缓行到昆明池，竟然连捕鱼也没有看就返回。
宇文泰又把苏绰留下来直到深夜，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宇文泰躺着听他说。苏绰陈述指明帝王之道，并进述申不害、韩非的精要。宇文泰于是起身，整衣端坐，不知不觉移坐而前。苏绰一直说到天明，宇文泰还未厌倦。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苏绰问对”。《周书·苏绰传》记载：“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
这次交谈，彻底让宇文泰对苏绰刮目相看并引为知己智囊。苏绰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政治见解以及对时势鞭辟入里的分析，如同一把智慧的火炬，瞬间点亮了宇文泰在乱世中寻求治国之道的迷茫道路。
宇文泰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决定机密大事，从此对他的宠爱和礼遇越来越优厚。
苏绰确实才华横溢，他一上任大行台左丞，就创制文案程式，用红黑两色分别书写出入公文，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红头文件”，这不仅规范了西魏的文书处理流程，还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随后苏绰又制定了计账、户籍之法，这种记账方法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的效率，还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提供了清晰的标准和记录方式。这种方法也被后世长期沿用，成为财政管理的重要工具。《周书·苏绰传》记载：“绰始制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
公元537年，大统三年。东魏丞相高欢兵分三路，进攻西魏，潼关之战爆发。宇文泰认为进攻潼关的东魏大将窦泰麾下多精兵，恃胜而骄，如能出其不意，袭破窦泰，高欢肯定不战自退。当时诸将大多打算分兵抵抗，只有苏绰、达奚武与宇文泰意见一致，决定集中兵力抵御窦泰。在苏绰等人的支持下，宇文泰合力抵御窦泰，最终在潼关将窦泰活捉。此战大胜，苏绰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得到了验证。
公元538年，大统四年。苏绰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衔，封爵美阳县子，食邑三百户。又加通直散骑常侍，晋封美阳伯，增邑二百户。
公元541年，大统七年。苏绰把汉族统治阶级的经验总结为六条，时称“六条诏书”。这六条分别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苏绰所制定的“六条诏书”无疑是其政治思想与治国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堪称西魏治国理政的纲领性文献，全面涵盖了西魏政治治理的各个关键层面与核心领域，犹如一盏明灯，为西魏在乱世中探索前行的道路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先治心”位居“六条诏书”之首，苏绰深刻认识到君主与官员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所占据的根本性地位。他强调君主应当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心怀天下苍生，以公正无私、廉洁奉公、仁慈宽厚的高尚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行为准则。而官员们亦应秉持公心，坚守正道，不为私利所诱惑，忠诚于国家与君主，全心全意地为百姓谋福祉。唯有君主与官员皆能做到内心纯正、意诚志坚，方能在治国理政的复杂决策过程中做出正确且明智的抉择，进而赢得百姓的由衷信任与坚定支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敦教化”作为重要的一条，苏绰主张通过广泛深入的教育活动与文化传播途径来移风易俗，全面提升民众的道德素质与精神境界。他坚信一个国家的真正繁荣昌盛绝非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富足，更在于民众精神世界的充实与高尚。因此，他大力倡导以儒家的礼仪道德规范作为教育民众的核心内容，通过不懈努力使民众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尊老爱幼、和睦邻里、忠诚守信等基本的道德准则。通过在民间大规模地开展教育普及活动，设立乡学、义学等多元化的教育机构，使得儒家文化如春风化雨般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角落，从而逐步形成了良好和谐的社会风尚，社会秩序也随之更加稳定有序，为国家的稳定发展营造了优良的社会环境。
“尽地利”深刻体现了苏绰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他将充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视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所在。他深入细致地研究各地的地理环境特征、土壤条件优劣以及气候因素变化，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战略规划。积极鼓励农民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工具，全力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与利用率。同时，他注重农业与副业的协同发展，倡导农民在农闲时节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从事养殖、纺织等副业生产活动，有效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来源，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与繁荣，为西魏农业经济的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擢贤良”明确彰显了苏绰对人才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核心地位的深刻认知。他坚决反对任人唯亲的腐朽用人作风，极力主张选拔那些德才兼备、具备真才实学且胸怀大志的贤能之士进入官场。为此，他精心构建了一套完善严谨的人才选拔机制体系，通过考试选拔、实地考察、广泛举荐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地搜罗各类人才。对于那些出身低微却才华出众的有志之士，他给予了格外的关注与扶持，为他们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使其能够充分施展自身的才华与抱负。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西魏的官僚队伍迅速充实壮大，呈现出人才济济、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崭新局面，为国家的各项改革创新举措与建设发展事业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持。
“恤狱讼”着重强调了司法公正对于一个国家稳定与民心凝聚的至关重要性。苏绰严肃指出司法官员在审理各类案件时必须始终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严格依法依规办案，坚决杜绝徇私枉法等腐败行为的发生。他对司法审判程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范与完善，建立健全了对司法官员的监督考核机制，确保每一起冤假错案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同时，他还倡导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注重对当事人的人文关怀与尊重，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滥用刑罚等现象的出现，使得西魏的司法制度更加人性化、公正化，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广泛赞誉与衷心拥护，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均赋役”聚焦于赋税和徭役的合理分配与管理这一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苏绰深入研究分析西魏的财政收支状况与百姓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精心制定了公平合理、科学规范的赋税制度体系。他主张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产量高低差异以及百姓家庭人口数量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合理确定赋税额度与征收标准，有效避免了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与不稳定因素滋生。同时，他对徭役的征发也进行了严格规范与合理安排，尽可能减少对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确保百姓在履行国家义务的同时，能够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与家庭生活事务，维护了百姓的基本权益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西魏实际上的掌权者宇文泰很重视“六条诏书”，令百官习诵，规定各地郡守令长不通晓六条诏书者不许当官；还开设学校，选拔中下级官吏学习其内容。“六条诏书”成为西魏各级官员施政的纲领和准则，当时西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是依据“六条诏书”制定的。“六条诏书”的实施，对西魏政治的整饬及国力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使原来弱于东魏的西魏迅速转弱为强，从而为承继西魏的北周统一北方以及隋统一全中国创造了条件。
除了“六条诏书”，苏绰还草成了《大诰》，痛斥六朝以来的浮华文风，作为范文，西魏作文皆仿其体。他主张恢复古文，反对南朝的骈体文和文坛盛行的浮华艳丽的文风。宇文泰向百官宣示《大诰》，下令“自今文章皆依此体”。这对改变当时的文风乃至世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公元542年，大统八年。苏绰向宇文泰提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府兵制”。“府兵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
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人编为六军。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次年与东魏作战，败于洛阳邙山，损失很大。为了补充和扩大队伍，以后几年不断收编关陇汉人豪族的乡兵部曲，选任当州豪望为乡帅。大统十六年前，已建立起八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又称二十四军）的府兵组织系统。八柱国的设置是模仿鲜卑拓跋部的八部制度，其中宇文泰为全军统帅，魏宗室元欣仅挂虚名，实际分统府兵的只有六柱国，也与周国六军之制相符。
“府兵制”不仅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还保障了经济农业建设。
此外，苏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那就是“苏绰定律”。
宇文泰在治国过程中，向苏绰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苏绰建议使用贪官，并通过反贪来排除异己，以此来巩固皇权。这种策略被称为“苏绰定律”。
“苏绰定律”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赋予贪官权力，让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去搜刮民脂民膏，从而自肥。这些贪官因为得到了好处，所以会维护皇帝的权力，使统治得以稳固。在贪官得到好处并维护皇帝权力的同时，皇帝也掌握了他们的把柄。当这些贪官表现出不忠诚或有异心时，皇帝就可以以反贪的名义铲除他们，从而消除异己，巩固权力。通过铲除贪官，皇帝可以向民众展示自己痛恨贪腐的决心，从而赢得民心。同时，没收贪官的钱财充实国库，也可以缓解民众对贪腐的不满情绪。
“苏绰定律”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后来的帝王广泛采用，成为一种常见的政治策略。
然而，这种策略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积极方面，“苏绰定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巩固皇权和稳定政治局势。同时，它也揭示了权力与贪婪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在权力与贪婪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消极方面，“苏绰定律”过于依赖贪官来巩固皇权，这导致了吏治腐败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此外，“苏绰定律”还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和道德沦丧等严重后果。
公元544年，大统十年。苏绰加封大行台度支尚书，领着作，兼司农卿。
苏绰勤俭朴素，不经营产业，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由于天下尚未平定，常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份内的职责。广泛访求贤能英杰之士，共同弘扬治国之道。凡是他所推荐提拔的，后来都当了大官。宇文泰也对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彼此之间没有猜忌。有时宇文泰外出巡游，便把预先签字的空白纸张交给苏绰，如果有急需处理的政事，苏绰可根据情况决断，宇文泰回来时，也只是打开看一下。苏绰曾说，治国之道，应当像慈父那样爱惜百姓，像严师那样教育百姓。
苏绰每次与公卿讨论政事，总是从白天直到深夜，无论大事小事，他都十分清楚。因为思劳过度，苏绰患上了气疾。
公元546年，大统十二年。苏绰在任内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宇文泰闻讯后，恸哭不止，极感哀痛、惋惜。
苏绰将要下葬时，宇文泰为尊重其品德，下令从简安葬。他归葬武功县时，宇文泰只用一辆白色布质的车子装载棺椁，宇文泰与公卿们都步行送到同州城门外。安葬当天，宇文泰又派使者以牛、羊、猪三牲祭奠，并亲自撰写悼文。
后来，北周皇帝宇文毓下诏，苏绰与贺拔胜等十三人得以配享周太祖宇文泰庙庭。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下诏追赠苏绰为邳国公，其子苏威袭爵。
纵观苏绰的一生，他年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其精于算术，深受宇文泰信任，成为其首席智囊。
他制定的“六条诏书”为西魏由弱变强开辟了道路，其户籍与记账制度改革更是影响深远，为后世所借鉴。
苏绰在政治上高瞻远瞩，务实求真，不仅提出了许多治国良策，还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堪称忠臣、直臣、良臣、能臣的典范。
他不仅是宇文泰的首席智囊，还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不仅完成了改革，还得以善终，生前身后都赢得了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