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劳苦功高的大唐开国元勋，也是唐高祖李渊的首席谋臣，还是大唐开国第一冤案的主人公。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协助李渊奠定大唐基业。他披甲执戈，身先士卒，为唐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他性格忠烈，胸怀坦荡，最终却因谗言陨落。
他就是因乱发牢骚而死于非命的大唐鲁国公——刘文静。
刘文静，字肇仁，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世居京兆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隋末唐初政治家，谋略家，大唐开国元勋，李渊的首席谋臣。
公元568年，北周天和三年。刘文静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刘懿用，曾任石州刺史。他的父亲刘韶，是隋朝的将领。刘文静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聪慧机敏，博览经史，对天下局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后来刘文静的父亲在战场上阵亡殉国，被隋朝追赠为仪同三司（仪同三司?是指非三公而给予与三公同等的待遇的官员，魏晋以后，?仪同三司?通常授予开府置官属的将军）。刘文静长大后，世袭父职，接任了父亲的官位。他姿仪俊伟，才干突出，生性倜傥而有权谋。《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
隋朝末年时，刘文静担任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与时任晋阳宫监的裴寂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两人时常谈论天下大势，抒发彼此心中的抱负。
公元617年，隋大业十三年。唐国公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刘文静看出李渊胸怀大志，便与其结交。他对李渊的次子李世民非常赞赏，认为李世民胸怀大志、有雄才大略，绝非池中之物，而李世民也对刘文静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谋略颇为欣赏，两人相知相惜，这为他们日后携手共创大业奠定了基础。
后来，李密在瓦岗寨势力渐大，刘文静因与李密有姻亲关系而受到牵连，被隋炀帝下令囚禁于太原狱中。然而，这看似是一场牢狱之灾，却成为了刘文静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李世民深知刘文静的才能，特意前往狱中探望。在狱中，二人进行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密谈。刘文静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他指出，如今隋炀帝无道，天下大乱，各路起义军纷纷而起，隋朝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而太原地区地势险要，兵强马壮，李渊父子又深得民心，如果能够顺应时势，高举义旗，必能成就一番大业。
李世民对刘文静的分析深以为然，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劝说李渊起兵反隋。《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曰：「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 州郡、小盗阻泽山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 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 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
此后，李世民部署宾客，暗中筹划起义，准备待机而起，但却担心李渊不同意。刘文静知道李渊与裴寂交好，便将裴寂介绍给李世民，三人一同谋划。
此时，太原副留守高君雅被突厥击败，李渊也因此获罪，李世民便让刘文静与裴寂去劝说李渊起兵。李渊虽对隋朝的现状有所不满，但他深知起兵造反的风险极高，一旦失败，必将株连九族。刘文静深知李渊的顾虑，于是与李世民商议，精心策划了一场巧妙的计谋。他们利用李渊与裴寂之间的深厚友谊，买通裴寂，让其安排李渊在晋阳宫饮酒作乐。在李渊沉醉之际，安排宫女侍奉其左右。李渊酒醒后，惊恐万分，因为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此举无疑是犯下了弥天大罪。
关键时刻，刘文静与裴寂一同出面，向李渊摊牌，指出其已犯下不可饶恕的死罪，如今唯有起兵反隋，推翻隋朝的腐朽统治，方能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李渊在走投无路之下，无奈地接受了起兵的建议。
这一计谋虽然看似有些逼迫的成分，但却成功地打破了李渊的心理防线，促使他迈出了晋阳起兵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倘若没有刘文静的敏锐洞察和巧妙谋划，李渊父子或许仍会在犹豫中错失良机。
在晋阳起兵的筹备阶段，刘文静还主动挑起了一项极为艰巨且关键的外交使命——出使突厥。当时，突厥作为北方的强大游牧民族，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对中原地区一直虎视眈眈，时常侵扰边境。若在起兵之时，不能妥善处理与突厥的关系，唐朝的后方将面临巨大的威胁，甚至可能在起兵之初就遭受突厥的致命打击。
刘文静带着李世民的殷切嘱托，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突厥可汗营帐的征程。见到突厥可汗后，刘文静凭借着自己卓越的智慧和出众的口才，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天下局势。他向突厥可汗阐述了李渊起兵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强调李渊并非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推翻隋炀帝的暴政。
同时，他还巧妙地利用突厥人逐利的心理，承诺在唐朝推翻隋朝后，将与突厥共享战利品，给予突厥丰厚的物资回报。突厥可汗被刘文静的言辞所打动，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同意与李渊结盟。不仅如此，突厥可汗还派遣了骑兵协助李渊作战，这无疑为李渊的起义军增添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刘文静的这次出使，成功地将一个潜在的强大敌人转化为盟友，稳定了晋阳起兵的后方，为起义军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唐朝开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外交成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使得唐朝在起兵初期能够集中精力对付隋朝的军队，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困境，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文静的外交策略不仅在晋阳起兵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影响还深远地贯穿于唐朝开国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和国家发展之中。通过与突厥的联盟，唐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北方边境的相对稳定，使得唐朝能够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中原地区的统一战争中。在后续对其他割据势力的征战中，唐朝无需过多担忧突厥的突然袭击，能够更加从容地制定战略战术，调遣军队作战。
李渊起兵后，自称大将军，长子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次子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刘文静被封为大将军府司马，随李渊父子率领大军踏上了西取关中的征程。
关中地区，地势险要，四周山水环绕，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占据关中，不仅能够获得丰富的物资资源和坚实的战略后方，还能在政治上占据有利地位，对全国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在进军关中的途中，刘文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多次为李渊出谋划策，协助他应对隋军的顽强抵抗。刘文静还亲自率军作战，带领唐军在潼关与武牙郎将桑显和苦战，死伤数千人，他趁隋军稍怠之时，暗中派遣奇兵掩袭其后，终于大败桑显和。当时，屈突通尚有数万兵马，企图逃回东都（今河南洛阳），结果被刘文静派兵追上。最终，屈突通被俘，新安以西地区全部平定，为李渊进入长安铺平了道路。
公元618年，隋大业十四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杀，李渊在长安接受杨侑禅位，建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刘文静被任命为纳言，成为宰相。他作为太原元谋功臣，还与秦王李世民、裴寂一同得到“恕二死”的特权。
当时朝廷初建，面临着诸多政治制度的建设和政权架构的搭建任务。刘文静凭借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积极协助李渊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政治体系。
李渊命刘文静与朝中学识渊博之人修正《开皇律》，以此作为通法。同时，刘文静还参与了唐朝官制的制定，明确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力范围，使得唐朝政府在成立之初便能有序地运转。
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刘文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设立州县等行政机构，选派得力官员进行治理，确保了唐朝在地方上的统治稳定。此外，他还关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主张广纳贤才，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都应得到重用。这一理念为唐朝初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为唐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同年，西北边疆的薛举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薛举拥兵自重，野心勃勃，企图趁唐朝立足未稳之际，挥师东进，夺取关中地区，进而称霸中原。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元帅，让他率军征讨薛举，李世民以刘文静为元帅府长史，随军出征。
在征战薛举的过程中，李世民因身患疟疾，将军中事务委托给刘文静与司马殷开山，并告诫他们，薛举孤军深入，粮草不足，难以持久，千万不要和他交战。等自己病好了，再出兵不迟。
但是，刘文静和殷开山并没有听从李世民的警告，他们率大军在高墌西南的浅水源列阵，与薛举展开激战。结果刘文静和殷开山大败，唐军的八大总管全部溃败，超过半数以上的士兵阵亡，大将军刘弘基、李安远等人全部被俘。鉴于此，李世民只好率军撤回长安。
回到长安后，刘文静被削职除名。
浅水源的失败，给了李唐王朝一记重创，同时李渊也越发觉得，薛举不死，他永远都寝食难安。但令李渊意外和惊喜的是，就在薛举携浅水源之威准备大举进攻长安时，他自己却病死了。
不久，刘文静再次随李世民征讨西秦，西秦平定后。刘文静因功恢复爵位、封邑，并被拜为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
刘文静与李世民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和紧密的政治联系。在唐朝开国的政治格局中，他积极支持李世民集团的崛起，成为李世民的重要谋士和政治盟友。他在李渊面前多次举荐李世民的才能和功绩，为李世民在唐朝政治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随着唐朝的建立和发展，刘文静与裴寂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
裴寂与李渊的关系更为亲近，唐朝建立后，裴寂凭借着李渊的信任，在朝廷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官至尚书右仆射。而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能和功劳远在裴寂之上，却在官职和待遇上不如裴寂，心中深感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逐渐在他心中积累，最终导致他在言语和行为上对裴寂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
刘文静常常在议论朝政时与裴寂对立，凡是裴寂赞同的都要加以反对，二人之间从此矛盾颇深。《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
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刘文静随李世民镇守长春宫，在一次宴会上，他酒后狂言，拔刀击柱，称定要斩杀裴寂。恰巧家中几次发生妖祟之事，刘文起便召来巫师在夜间披发衔刀作法驱除妖孽。这时，刘文静有个失宠的小妾将此事告诉其兄，让他向皇帝告密，诬称刘文静谋反。
李渊将刘文静交付属吏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刘文静直言，太原起兵时，我是司马，与长史裴寂地位相当。而今裴寂官居仆射，而我的官衔与赏赐却远不如他。我东征西讨，家属却无所庇护，确有不满之心。
刘文静表面上是抱怨裴寂，实际上是抱怨李渊，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是李渊造成的，而不是裴寂，李渊岂能听不出来刘文静的怨言，而且李渊心中早就对刘文静不满了，再加上裴寂一心想要置刘文静于死地，使劲在李渊跟前进谗言，于是李渊决定对刘文静下手。
即使萧瑀、李纲、李世民等人都认为刘文静只是嫉妒裴寂，并无谋反之心，替他求情，但都无济于事。
最终，李渊下诏将刘文静处斩，时年五十二岁，并抄没其家产。《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李纲、萧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裴寂又言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文起，仍籍没其家。”
刘文静被李渊以谋反罪处死，这一结局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深感惋惜。
从政治因素来看，刘文静之死源于党争。
刘文静与裴寂曾为好友，但后来因各种缘由产生矛盾，进而演变为激烈的党争。裴寂深得李渊信任，而刘文静自认为功劳不逊于裴寂，却在待遇和地位上与裴寂相差甚远，心中颇感不满。二人常在朝堂之上争执不休，这种朝廷内部的分裂与争斗不利于政权稳定。李渊为维护朝堂平衡，必须对这种局面加以处置。再者，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裴寂则支持太子李建成。刘文静与裴寂的党争，实质也是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党争。随着李世民军功日盛，势力逐渐壮大，对太子之位构成威胁，李渊也感受到了这种潜在危机。刘文静作为李世民阵营的重要人物，其存在被李渊视为对太子地位以及自身皇权的潜在威胁，因此李渊萌生出除掉刘文静以打压李世民势力的念头。
从个人因素而言，刘文静自身性格及言行存在问题。
刘文静自恃有开国之功，在言行上较为张扬，不够谨慎。他曾在酒后情绪激动地表示要斩杀裴寂，虽可能只是一时气话，但在政治环境中，这种言论被视为对朝廷大臣的威胁，也让李渊对他的忠诚度产生怀疑。当时唐朝初立，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政权尚不稳固。李渊需要确保朝廷内部团结一致，对于可能导致朝廷内部分裂和动荡的因素，会第一时间予以消除。李渊处死刘文静这位开国功臣，可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震慑其他官员不要结党营私、轻举妄动。
所以，李渊处死刘文静是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也有刘文静的个人行为因素。刘文静之死被称为大唐开国第一冤案，这一事件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初期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故而刘文静在临刑之时才会抚膺长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
纵观刘文静的一生，他在唐朝开国过程中的功劳是多方面且不可替代的。他作为晋阳起兵的首要谋划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巧妙的计谋，推动李渊父子走上反隋之路；他作为出色的外交战略家，出使突厥，化敌为盟，为唐朝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军事征程中，他战功赫赫，无论是西取关中还是征讨西秦，都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政治格局中，他积极协助李渊建立政权架构，并为李世民集团的崛起助力，推动了唐朝政治的发展与变革。
他既是文治之才，也是武功之将，更是忠诚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