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这次得授枢密使，并以司空持天子符节开府，名义上说是为方便统领诸路兵马渡淮北伐，却也是大越立朝一百六十多年难得一见的盛举，远非以往朝堂重臣加授这些虚衔能及。
先是周鹤等朝堂重臣上表奏请加封，绍隆帝下诏朝堂百官集议，上表奏请者甚众，绍隆帝顺应民心加授，徐怀以勋功微薄辞谢；再加再辞，最终于五月十八日嘉吉之时，于集英殿文武百官面前举行授节开府典礼。
除了徐怀以枢密使、京襄制置使、司空持节开府外，司空府下辖主簿厅、长史院、司马院与正式升格一级院司的军情参谋司，分别以韩圭、史轸、徐武碛、陈子箫四人为首，也分别加授枢密直学士、通奉大夫、枢密院都承旨及宣威将军、州刺史等荣衔散阶。
徐怀率史轸、徐武碛、陈子箫、韩圭等司空府主要将臣，在大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绍隆帝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之上，脸色阴沉得快要能拧出水来。
授节开府典礼过后，紧接着又下诏册封萧林石为西燕郡王，许以在邛崃山以西，于大渡水与雅砻江之间立国，国都定于打箭炉，授石海为国相、萧燕菡为郡主，萧纯全为国世子。
之后逃京之变案也陆续审结。
汪伯潜、汪修涵父子、晋庄成、晋玉柱父子及罗楠光等五人以谋逆罪为首恶处以斩刑，汪、晋、罗之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连坐，包括妇孺在内，总计三千余众皆流充西燕郡国。
钱尚端、张辛二人以串谋罪论处，其本人及三族（父、兄、子）连坐，一百二十口流充西燕郡国。
高纯年以不察盲从罪论处，免受极罚，革除尚仆射、昭文阁大学士等职衔，除郡公爵，贬为黎州团练副使；念其年迈，许闲居襄阳闭门思过。
除此之外，内侍省大小官员二十一人以蛊惑、参与谋逆罪处以斩刑，低级宫侍、宫女两千余众放归，有差遣职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弃西燕郡国。
之后下诏裁撤淮西制置安抚使司，庐、舒、和三州并入江南东路，监司迁建邺，刘衍以枢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抚大使。
五月二十八这天，荆州水师对建邺及以西长江水道进行封锁，三百余艘舟船组成庞大的船队，从建邺城北侧的秦淮河马汊口扬帆启航，载着绍隆帝及妃嫔、皇子、齐王赵寅、缨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皇城司所属官吏、禁卫武卒六千余众，还都襄阳。
建继帝迁都建邺之时，保留襄阳留京的地位，除了建继帝当时所居的皇宫，两府以及监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周鹤、钱择瑞、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员在襄阳皆有府邸私宅。
在文横岳任襄阳留守期间，还主持修建了总长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墙，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城依山川地势扩到十三四里纵深，整体要比未经扩建的建邺大出三四倍。
建继帝在生前，也一直视迁都建邺为权宜之计，更多想着有朝一日能还都襄阳，以襄阳为基推动北伐、收复中原的大业。
这也是徐怀在说服周鹤、钱择瑞等人之后，迁都阻力没有那么大、快速推进的关键原因。
进入五月之后，江淮、河淮全面进入汛季，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堤坝常年失修，入汛之后两岸，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皆是洪水泛滥——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舟船也难以通过，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
徐怀也是从容不迫的亲自护送绍隆帝及文武百官迁回到襄阳。
襄阳这边除了潘成虎权知府事，徐忻出任兵马都监兼知襄阳县事，以及陈松泽、苏蕈等人执掌皇城司，负责宫禁及绍隆帝宿卫、贴身侍卫等事务外，朝堂之上以顾藩为尚书左仆射，实际执掌政事堂；钱择瑞继续以佥书院事具体负责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徐怀虽任枢密使，但平时不常驻襄阳，根本无法兼顾枢密院的日常事务。
周鹤改任御营使，武威郡王赵翼以门下左丞兼礼部侍郎；乔继恩出任都知内侍省事，兼管齐王府与宫禁事务。
宁慈等人虽说一直以来都跟京襄（楚山）尿不到一壶里去，但并未参与“逃京之变”，没有其他明显的把柄，自然也是官居原职，共同维系中枢的运转。
襄阳作为京师，理论上就不再隶属于京襄路，转归中枢直辖，为弥补京襄路的财赋缺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统筹安排桐柏山、淮阳山所涉到的州县防务安排，将随州、安州从荆湖北路划入京襄路。
除了蓟州从裁撤的淮南西路划出来，以及硖州划入荆湖北路外，徐怀还将完成围垸、垦屯的新蔡县划归鄂州。
对葛伯奕离开之后的荆湖南路的处置，除了将硖州划归荆湖北路、将荆州南四县划归荆州外，徐怀举荐朱沆以尚书左丞出任荆南制置安抚使。
一方面中枢除了朱沆等有限数人外，也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去坐镇葛伯奕残留种种影响的荆湖南路。
另一方面朱沆虽说内心更忠于赵氏宗室，但无论是他作为先帝旧臣的核心代表，还是他与潜邸系理念差距太远，又或者世人皆以为朱家早就投靠京襄，都注定朱沆与葛伯奕残留在荆湖南路的人马尿不到一壶里去，甚至还能彼此牵制。
作为洞荆湖寇主要肆虐的区域，荆湖南路的生产在过去几年里受到极大的破坏，当地人口流失严重，而又有大量的流民滞留。
理论上荆湖南路是可以进行大规模清田屯垦的，但考虑到葛伯奕残留势力的影响跟不甘雌伏，考虑到江南东路的江北区域应首先推进清田屯垦，徐怀暂时还是希望荆湖南路保持现状，先进行平稳的过渡。
朱沆各方面都算得上过渡时期、坐镇荆湖南路的良选。
当然，徐怀也得防备朱沆有别的谋算，另荐程益出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以便司空府对荆南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徐怀回到泌阳，司空府府署也将常驻于泌阳，也需要对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主要核心职能部门转入司空府之后，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之下同样恢复帅、漕、仓、宪四司分置的格局。
京襄路乃是司空府的根本之地，徐怀还将继续兼领制置安抚使，程伦英则出任京襄路转运使、提举常平使执掌漕司、仓司，兼知南阳府事；徐武坤出任兵马都部署，执掌帅司，即负责京襄路地方守军的编成、组织以及除泌阳城之外的城寨守御之事；此外，徐怀还举荐周鹤长子周良恭出任京襄路提举刑狱公事，执掌宪司；史轸长子史珣出知泌阳县事。
而在司空府层次，史轸执掌长史院兼领五路度支使，依旧稳居京襄吏臣之首，主持司空府大小政事；韩圭授任军师祭酒，执掌主簿厅，居僚职之首，主持枢机案牍等事；徐武碛执掌司马院，负责马步军及水军的组织、编练、军法监察、城池营造、军械被服制造、后勤运输补给、军事指挥学堂建设等军务相关事宜。
军情参谋司升格为与长史院、司马院同等级别的一级机构，除了军情侦察外，更主要侧重于作战筹划及执行等事务，实际将成为司空府的作战指挥中枢。
以往主要负责军情刺探等事的周景、张雄山就难以胜任主官之职了，徐怀则将陈子箫调入司空府，执掌军情参谋司，周景、张雄山以参谋军事作为陈子箫的副手，共同执掌军情参谋司。
陈子箫离开之后的蔡州行营，由唐盘出任都统制兼知蔡州府事，韩路荣为副都统制。
此外除了铸锋堂调归司空府直属外，云阳、淮源等地的工矿基地，也都随着军械监、工造监的升格，从京襄路划分出来，归为司空府直属。
虽说“逃京之变”令预定的渡淮北伐拖延下来，但也为以京襄为主，梳理帝国方方面面的军政事务提供了难得的缓冲时间，为淮西地区的生产恢复，为靖胜、骁胜、宣武诸军将卒家小的迁徙、安置，争取了难得的缓冲时间。
包括从牛首山义军及建邺府军中招募将卒新编一镇战兵隶属于宣武军麾下、驻守建邺等沿江地区，靖胜、宣武、骁胜三军总计十四万将卒，家小总计六十余万，全部迁往潢川、固始、光山、商城等县，共完成坞寨、城垒修善四百六十余座，修缮、新建屋舍三十万间；恢复及新垦田地一百五十万亩。
虽说诸军眷属安置工作进程还仅完成三分之一，后续还需要新建三十余万间屋舍，新垦三百余万亩田地，以及修缮大量的堤坝、河渠、道路等配套设施，才能算初步完成安置，但看到京襄投入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快速推进相当事宜，诸军将卒的士气也是难言的旺盛。
靖胜、骁胜、宣武诸军皆仿效天雄军设立十数座中初级军事指挥学堂，对全军基层武吏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军事轮训；同时靖胜、骁胜、宣武诸军半数以上的中高级军将，也都到设于泌阳的高级军事指挥学堂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军事轮训。
庐、和、舒、蕲以及荆州南四县等地的流民安置工作也逐步展开。
传统的流民安置，都是由州县出面，发放少量的口粮、农具，使之开垦无主荒地，开垦后田地皆为自有，可以免除一定年限的赋税。
由于流民自力更生的能力极为有限，这种放养式的开荒安置，过程极其艰苦，流民需要长期忍受饥病、风餐露宿，大部分人都未必能熬到苦尽甘来之时。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开垦的土地以及半熟地，又常常会被勾结官府的士绅宗缙大规模侵占，从一开始就导致土地授配不公。
京襄主导的流民安置，工作则要细致得多，会调派大规模的乡吏进行人员组织，主持垸寨、屯寨以及道路津桥、河渠的修造，会集中人力物资、成片的开垦荒地，建造屋舍，保证安置期间流民的口粮以及其他基本生活物资的供给。
当然，所开垦的田地都隶为官田，不直接授以私有，耕种不仅需要缴纳赋税、田租，流民青壮还都需要编为相当于预备役的辎屯兵，进行操练，承担一定工造之事，必要时还需要转为守兵参与守城，但最终也会根据相应的服役年限及立功情况进行授田。
虽说如此模式的流民安置，需要预先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但这也能直接解决了后备兵员不足的难点，从而拥有极大的编制弹性——就像京襄在收编洞荆流民之后，常备兵马虽然会控制十万左右，但极限时可以扩编到三四十万之巨。
也就是说，随着庐、和、舍、蕲以及荆州南四县等地的流民安置工作逐步展开，司空府兵员储备也就迎来新一阶段的规模扩张……
除此之外，包括江西、江东、浙西、荆南、荆北五路在内，地方州县以徭役所征编的兵马，参与淮河防线诸城以及后续渡淮作战的轮戍也形成定规。
虽说定期参与轮戍的诸路兵马总规模将进一步控制在五万左右，但轮戍周期延长到一年，可以进行更为系统的营伍及守战操训。
同时诸路参与轮戍的兵马，以失地农民为主，在完成轮戍之后返归地方时，徐怀要求地方将参与过轮戍的兵卒列入预备役进行管理，优先拿出官田租佃给他们耕种，租赋皆减半征收。
这些事务，中枢由枢密院执掌，地方由之前虚授的团练使执掌其事，保证必要时能从地方征募到足够多的合格兵员。